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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战争机器”。
国民革命军自成立后，由于军校教育受到师资、设备、经费的限制，水准无法提升，学生在军校所学，仅是一点皮毛。进入部队后，又缺乏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可以利用，所学的知识和实际差距甚大，[47]加上后勤支援系统的不发达，军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于行政杂务，无暇进修充实，也少有人能继续接受正规的深造教育。在现代化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部队、学校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却无此机会。此外，由于连年作战，升迁容易，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许多人年纪轻轻即升至高位，自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领导阶层既不肯研究现代军事知识和技能，又要打现代战争，怎能望其获胜？由此可见，干部素质的形成，除了与其进入军中前的资质及军中教育训练的品质有关外，人事制度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国军的人事制度，大部分是仿自德、日，对任免、升迁、调补各项，均有完备的法令，但是人事制度的树立，并非单纯的问题，而是和外在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环境方面，最明显的即为由于战乱，使得人事作业无法按照正轨进行。人事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控制员额。在先进国家，乃由军政部门依国防计划而编定国军数额，由此而定每年各种军校的招生人数，以及升迁、退役的人数，并使将、校、尉各级人数比例，步兵与特种兵比例，军官、军佐、军属人数比例，机关、部队、学校人数比例，均能保持合理分配。但是国军于抗战时期人事变迁骤增繁复，加以交通困难、联系不便，致使职司人事机关，对于年资、经历，无法详密审查，更无从编定每年应行异动的数字；而机关、部队长官，则以缺员补充、增员充实，往往需才孔急，每不遵守人事法令，躐等超擢，权宜任用，遂使人事权衡无法按正轨进行，幸进屈抑的弊病，也就在所难免。更有进者，抗战时期，国内的政治尚未充分整合，中央主管人事的官员，不论管的是正规部队或是地方部队，首先即需注意各单位的历史，及其部队长与统帅部的人身关系，有些尚是鞭长莫及。[48]
社会、文化环境方面，传统中国的政府机构尚有一套相对客观、公正的文官制度，以阻止随意任用私人，自清末科举废止后，除了少数与外人有关的机构（如海关、邮电、铁路），人事较上轨道外，其余均为赡徇（favoritism）流行之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位学者对于民国以来政府机构的人事制度，即曾有以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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