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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避免了不少的军事冲突,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整合,确具贡献。1929年,蒋曾于日记中感叹“十余年来,川局扰乱,皆调解二字所误”,[76]显示蒋充分明了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政治纷争的缺点,但是他似乎仍一再使用此种方法解决问题,而且使用的范围不仅限于四川一省。
事实上,根据中共后来的经验显示,国民政府对地方军系所采用的办法并非错误,因为自抗战胜利后中共武力的扩大,主要也是靠着利用各种不同来源的部队;但是共军和国军不同之处,在于处理“杂牌”部队的方式。中共通过自己一套政治教育和管教方式,以及整个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相对成功地改善了这些“杂牌”部队;而国军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地方部队纳入,而是在于未能成功地加以改造。
(本章原名《化干戈为玉帛:沟通型幕僚与民国政治》,收入本书时,书名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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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代表性者包括刘维开:《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第5章,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李海生、完颜绍元:《幕僚政治》,人民出版社,1993,第149—158页;杨跃进:《蒋介石的幕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47—159页;李英铨:《夹袋中人——政治漩涡中的民国幕僚》,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268—273页;李英铨:《论智囊在民初政治中的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昌),2001,第38—45页;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台北:“国史馆”,2002,第357—360页;张学继:《略论蒋介石幕府》,《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第129—134页。
[2]《国民政府公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印铸局,1928,第40期。
[3]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台北“国史馆”,1984,第119—126页;《时报》(上海),1928年11月1日。
[4]李海生、完颜绍元:《幕僚政治》,第154—157页。
[5]胡实:《和平将军何成濬先生》,《何雪竹先生纪念册》,未注出版者,1961,第70页。
[6]郑彦棻:《忆念铁老的生平和风范》,《传记文学》第29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8页。
[7]郑彦棻:《忆念铁老的生平和风范》,第9—10页。
[8]吴相湘:《何成濬善作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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