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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广东名将薛岳在湖南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时，重要的军事会议仍然是采用粤语进行。[4]
众所周知，军队的构成，自然不外人员和装备，进步的机械化装备固然是现代化武力的基本条件，而运用装备却依赖其人员，故建军不能仅注意装备，而更需要注意人员的任免、升迁调补、奖励惩戒、待遇福利，才能使人员的动员补充、任用调免，运用灵活，适时发挥新陈代谢的作用，让进者称职，退者得所，进而提高战力。如果人事制度运用得好，上下一心，不惜牺牲，则用较差的武器往往也可以击败有精良武器的敌人；反之，即使有良好的武器装备，但是没有良好的人事制度，人员不能称职，也不能发挥武器的力量。1951年8月，国军高级将领周至柔在实践学社对军官训练团学员演讲人事制度时曾说过：
过去我们都只知道军队的战斗力量是由训练而来的，不知道战斗力的高低和人事制度的良窳有很大的关系，结果处处是怨言，处处使人不满；你不佩服我，我不佩服你；你排挤我，我排挤你。人的力量互相抵消，而不能相辅相成，在战场上就不能互相合作，互相支援，这样的军队，自然只有失败一途了。[5]
这段话固然简化了国军在大陆时期失败的原因，但却正确地指出了研究国军的人事制度，实为了解其体制与战力的重要工作。
要谈这本书的写作历程，必须从1986年说起。那一年，笔者刚获得博士学位，即奉召入伍服役。在受完入伍训练后，被分派至一所史政机构，担任少尉史政官。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服役期间，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得以经常进出库房调阅各种历史档案。一次，在档案架上发现一批1949年以前国军的官佐名册及《资绩簿》，保存完整，稍加翻阅，即判为珍宝，自此改变原有的研究兴趣，开始着手研究军事史。每天上班时间，处理史政业务，查阅档案及相关研究。下班后则阅读军事史的外文著作，并了解欧美学界对于中西军事史的研究趋势。在晚近学者的著作中，齐锡生教授的两本经典著作——《中国的军阀政治》（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1976）和《战时的国统区》（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cal Collapse, 1937-1945，1982），最令我折服；以色列籍学者Martin van Creveld（1946- ）的《作战力：二次大战期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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