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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所发的手令，大多数被奉为“圣旨”般贯彻执行，因此具有提高效率及鼓舞士气的功能，不过也有部分手令未被贯彻执行。根据现有的资料，军政要员对于不合理的手令或是越级指挥，也并非全盘照收，他们所采取的对策，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拒收。有些地方军系领袖对于蒋的越级指挥，根本直接予以拒绝，最有名的例子即为李宗仁。1937年10月，蒋任李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李即向蒋表示不希望蒋打电报直接指挥第五战区的部队，获蒋同意。蒋也真守此诺言，终李6年之任，蒋从未直接指挥过第五战区的部队。[50]对于白崇禧，蒋也有所顾忌，即使干预，也不敢坚持己见。例如1939年10月10日，蒋致电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对江南各战区的处置，作了两项指示，文末仍需加上“以上两项之处置，自信不致错误，请先在前方斟酌实情，并与墨三（顾祝同，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辞修（陈诚，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切计从速断行为盼”[51]的字句。
第二，不主动请示。1938年台儿庄会战后，李宗仁与白崇禧的部队撤至涡河，对于是否渡河，一时无法决定，有人建议请示蒋介石，李宗仁不表赞同，他说：“为什么要请示？请示，他同意我们的做法，还不是一样；如果他不同意，硬叫我们打，那时，打，就要完；不打，违抗命令，也要完。从现在起，电台不和他（蒋介石）联络，待突围成功后，再打电报给他。”[52]这句话同时也反映出部分军政领袖的心态。
第三，躲避。1941年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本来打得很好，不料在作战正紧张时，蒋介石一个电话将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大败，失了长沙。薛岳在一气之下，竟不听统帅部要求将部队撤往湘西的命令，反将部队撤至江西，后来薛几乎因此受到处分。有人问薛何以要如此做，薛说：“跑远一点，他（指蒋）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军中高级将领众人皆知的趣事。[53]
第四，阳奉阴违。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当衡阳受到日军围攻时，蒋介石在重庆以军用电话指挥衡阳作战，命令衡阳附近各部队增援衡阳守军。但是这些部队有的避不受命，有的敷衍应付，不积极行动。黄涛的第六十二军当时在衡阳以东，他为了躲避蒋介石的命令，告诉部下，如蒋来电话即说军长公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则采取口头应付、实际上按兵不动的态度。某日，戴笠传达蒋介石命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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